王宇魁赴五寨县调研驻村帮扶工作

文：陳偉航 誘餌效應 在做決策的過程，人們都認為自己是理性的，其實人類的思考和行為往往是不理性的。

（相關報導） 兩岸政治協議門檻提高：增訂《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5條之3條文，明定兩岸協商簽署政治協議，應經國會「雙審議」，並舉辦全國性公民投票通過後，才能簽署、換文，由總統公布生效（四）人民逐漸走向公共服務部門。

以「輔助科技」作為媒介的健康促進或復能活動，習以為常地融入人民生活（無論在社區、在家中、在機構中），再加上人民具備高度健康素養，瞭解自己有權利向政府尋求更好的健康資源，「人民逐漸走向公共服務部門」自然就不是難事了。文：游曉微（2019國際週丹麥工作坊學員、2019丹麥高齡創新參訪團團員、長庚科技大學高齡暨健康照護管理系助理教授、物理治療師） 2019銀浪新創力國際週以「覺醒｜我的生活我作主」為題，邀請丹麥、荷蘭、日本講者來台分享，並透過精彩工作坊，與學員進行深度討論與交流。丹麥奧胡斯市的復能工作表單重視「人民（使用者）需求」，更尊重「自主目標與選擇權利」，亦基於科學實證，投入不同居家實證訓練提案，像是居家自我訓練、團體運動活動、科技輔具介入措施，有效地將健康照護服務賦權於民。Photo Credit: Mr. Ivan Kjær Lauridsen課堂分享簡報 奧胡斯市制定公部門、私部門、人民端三方的溝通策略 為了呼應上述策略，丹麥奧胡斯市從「人民福祉」和「公民參與」為起點，專注於人民自我照護和復能服務，就此串接起一系列的政策行動。改變「由上而下」政策指令是困難的，但是，國際經驗告訴我們，相信「人民會為了自身福祉而選擇最有利的健康手段」，健康照護政策也可以被反轉。

層級1–2是「定義復能服務內容」，包括使用者實際的個人衛生或日常生活活動需求，以及對應的服務清單或法條。然而，在高度人民素養的丹麥國家，政策制定同樣須透過「策略手段」來協助公民參與（台灣俗稱的「接地氣」）。而在今天的新加坡，就住著一位空軍官校第16期畢業，參加過中美空軍混合團第1大隊第1中隊的B-25轟炸機飛行員何永道教官，飛行技術卓越的他同時也是新加坡航空（Singapore Airlines）的元老級機師。

只是比起何永道在二戰時的表現，李光耀本人卻有一段難堪的過去。戰後初期的中華民國，共有三家大型民航公司，除中央航空外尚有劉敬宜主持的中國航空與陳納德的民航空運隊。在兩岸戰爭一觸即發，且中共又與美國在韓戰中大打出手的時代氛圍下，他只要一回到大陸就免不了遭到清算鬥爭。然而一些在歷史上曾經通過共，或者當過「漢奸」的人，卻因位在戰後成為新加坡共和國的領袖，成為兩岸政府的座上賓，無論在台灣還是大陸都備受禮遇。

尤其是在對新加坡的歷史有所瞭解以後，更對於兩岸政府口中所謂的「漢奸」與「抗日英雄」之定義感到越來越模糊。而根據東南亞戰地記者陳加昌的研究，其實李光耀進入了日軍宣撫班開設的昭南日本學園學習日語，並在結業後進入新加坡國泰大廈的日本陸軍報導部服務，從事情報工作，專門為日軍翻譯路透社、合眾社、美聯社、中央社和塔斯社在內的同盟國電訊。

他們即便沒有如何永道一樣在前線與日軍苦戰，也駕駛著DC-2、DC-3客機或者C-46、C-47等運輸機飛越駝峰航線，為抗戰中的國民政府運送戰略物資。李光耀在回憶錄中，提及他曾在日軍佔領新加坡之初差點被日軍「肅清」的經驗。他是基於對自己中國人的國族認同，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回到祖國參加中華民國空軍的Photo Credit：何永道提供予許劍虹圖為2017年獲邀來台灣參加八一四空戰80周年紀念活動的何永道教官，備受今日中華民國空軍官兵的推崇。

然而一些在歷史上曾經通過共，或者當過「漢奸」的人，卻因位在戰後成為新加坡共和國的領袖，成為兩岸政府的座上賓，無論在台灣還是大陸都備受禮遇。可是對於自己在太平洋戰爭末期的表現，李光耀在回憶錄裡提的就比較隱晦。當時人在啟德機場的何永道，顯然沒有太強烈的政治敏感度，就在陳卓林提出的《志願回國為人民政府服務簽名冊》上簽了自己的名字。結果只有民航空運隊跟著中華民國政府來到台灣，中國航空與中央航空則在劉敬宜和陳卓林兩人率領下於1949年11月9日投效中共，史稱「兩航事件」。

他是基於對自己中國人的國族認同，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回到祖國參加中華民國空軍的。可沒想到一場國共內戰與一個莫名其妙的「兩航起義」，就讓這群英雄成為兩岸政府之間的夾心餅乾，讓人忍不住直呼歷史的荒唐。

兩位老江湖見苗頭不對，居然將自己帶到中國大陸的兩航空地勤人員全部丟棄，一聲不響的逃回了香港來。幸運的是，他的飛行技術受到總理李光耀賞識，還一度成為其座機駕駛。

不能進大陸理由很簡單，他既然是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而且還與美軍並肩作戰，站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共官方立場上來看就是「國民黨反動派」或者「美帝走狗」。恰恰相反，他們是從市場經濟的角度出發，認為在中國大陸經營民航比在台灣這塊彈丸之地經營民航更能獲利，才決定帶領手下12架飛機北飛中國大陸。研究抗戰史的筆者，當把視野由兩岸擴張到東南亞之後，就忍不住注意到一些光怪離奇的現象。接著韓戰爆發，美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半島上大幹了起來，更讓在美國受過飛行訓練的何永道不能輕舉妄動。而根據東南亞戰地記者陳加昌的研究，其實李光耀進入了日軍宣撫班開設的昭南日本學園學習日語，並在結業後進入新加坡國泰大廈的日本陸軍報導部服務，從事情報工作，專門為日軍翻譯路透社、合眾社、美聯社、中央社和塔斯社在內的同盟國電訊。然而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何永道不敢進入大陸，而且進入台灣也要冒極大的政治風險。

根據這個政策，中共將停止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往來，意味著中國大陸將不會融入歐美國家建立的民航體系。更重要的是，劉敬宜與陳卓林回到大陸一趟後，發現中共根本無心推動民航事業的發展。

這些沒有及時逃出淪陷區的中國航空與中央航空人員，從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就因為「政治成分不正確」，成為中共當局批鬥的對象，直到改革開放以後才得到「平反」。劉敬宜和陳卓林的投共，並不是在於他們在意識形態上認同共產主義。

反觀一些真正的抗日或者反共英雄，卻因為不符合海峽兩岸的某些政治正確，反而台灣跟大陸都待不下去，只能夠在新加坡找到一席之地，實在是讓人感到十分諷刺。尤其是在對新加坡的歷史有所瞭解以後，更對於兩岸政府口中所謂的「漢奸」與「抗日英雄」之定義感到越來越模糊。

幸運的是，由於何永道也是英殖民時期部分獲得「受英國保護人士 」(British protected person)身份的馬來亞人民，也許當局忌諱外交風波，最終何永道還是平安獲釋，但是直到蔣氏父子相繼去世以前，他再也不敢進入中華民國這個他為之奮鬥過的國家。可計劃趕不上變化，依照陳卓林指示留在香港待命的何永道，很快就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還有毛澤東宣布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過去在歷史上，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以「通共」或者「漢奸」罪名清算自己的子民，製造了無數的白色恐怖或紅色恐怖。從這段經歷，又可以看出何永道的故事與其他中華民國空軍抗戰老英雄的不太一樣。

Photo Credit：何永道提供予許劍虹年輕時的何永道曾經是帥氣的抗日飛行員。他們即便沒有如何永道一樣在前線與日軍苦戰，也駕駛著DC-2、DC-3客機或者C-46、C-47等運輸機飛越駝峰航線，為抗戰中的國民政府運送戰略物資。

只是比起何永道在二戰時的表現，李光耀本人卻有一段難堪的過去。在兩岸戰爭一觸即發，且中共又與美國在韓戰中大打出手的時代氛圍下，他只要一回到大陸就免不了遭到清算鬥爭。

可是1965年受老戰友邀請的一次訪台之行，卻讓何永道遭到警總調查，關押審訊了24小時之久。而在今天的新加坡，就住著一位空軍官校第16期畢業，參加過中美空軍混合團第1大隊第1中隊的B-25轟炸機飛行員何永道教官，飛行技術卓越的他同時也是新加坡航空（Singapore Airlines）的元老級機師。

為什麼住在新加坡？不是住在台灣或者中國大陸？首先，何永道教官本來就是出生於英屬馬來亞的東南亞華僑，所以戰後選擇定居新加坡並不奇怪。戰後初期的中華民國，共有三家大型民航公司，除中央航空外尚有劉敬宜主持的中國航空與陳納德的民航空運隊。李光耀在回憶錄中，提及他曾在日軍佔領新加坡之初差點被日軍「肅清」的經驗。受到歡迎的「合作者」何永道因為「美帝走狗」身份回不了大陸，又因為響應過「兩航事件」來不了台灣，新加坡成為了他唯一的選擇。

許多抗戰時回國參戰的華僑，確實也在日本戰敗後返回僑居地定居，何永道做出這樣的決定是再正常不過了氣候與地理的「自然不平等」使得一些國家有缺陷，尤其在較溫暖的地區，而在溫帶則有利於較充沛的雨水、土壤肥沃、硬木森林，可忍受的寒冷，還有畜養牲口的良好條件，這樣的條件有利於安定的社會與較高的經濟發展，也是中世紀歐洲緩步興起的主要因素。

它基本上是一個自由市場，不只產品是自由的，觀念也是自由的。這一段評論比大部分的篇章長一些，但希望它值得讀者花費額外的時間閱讀。

這個國家的優勢在於「不是上帝的恩賜，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工作、智慧、想像力與進取心的綜合成果」。中世紀的基督教也對統治者的行為有所約束，因為他們是上帝的僕人，不能任意凌虐子民。